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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学史上，苏轼的《超然台记》以其先声夺人的气势、纵横捭阖的论说和滂沛深沉的情感为众多文人雅士所称道。有喜爱就有探讨，尤其是对《超然台记》主题思想的论说，历来是众说纷纭。其中，争论的一个焦点便是苏轼是否真地超然了。
《超然台记》是真正发自于内心意念的成熟的超然，还是只是文字打造的对新党执政有所不满的意气之争？抑或二者兼而有之，是苏轼在走向超然过程中左冲右突、思想矛盾的产物？
山东诸城 超然台
一、先入为主的倾向影响后人对《超然台记》的解析
许多研究者在分析《超然台记》时，或多或少地有着先入为主的倾向。这里的“先”，主要有两个：一是标题在先——看到“超然”便顺坡下驴，觉得文章中处处都是超然，这是读文解意之大忌；二是结果在先——很多人在阅读《超然台记》之前，已对“超然”的苏轼有所了解，在解读《超然台记》时往往容易借题发挥。
的确，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盛开的一朵奇葩，光是凭借其自身的超然精神，就足以自表于世。尤其是在他跌宕起伏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其超然的的光彩更是让世人感愧。“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1]2366东南西北，古今中外，有几人达此境界？可是，我们并不能主观地把这两个“先”勾连起来，让中国文化史上那个超然的苏轼“早产”。
苏轼
实践主体思想的酝酿和成熟有着一定的客观进程，甚至有时候会出现实践主体对自己的思想认识不清的状况。苏轼的超然思想真正臻于成熟，似乎并不是在密州时期、在创作《超然台记》之时。更确切地说，密州时期是苏轼走向超然的一个重要阶段，即从那个时候起，苏轼才真正开始自觉地向超然靠拢。《超然台记》，恰好表现了这种转变。“超然台”的命名，正是这种转变催生的行动。
此外，实践主体在思想转变初期，意识中必然存在着一些尚未调和的矛盾，并于行动之中有所反映。柳诒徵先生曾言：“盖宋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也。政治之纯出于士大夫之手者，惟宋为然。”[2]516-有宋一代，政治与文人士大夫的创作关系极为密切。从苏轼《超然台记》的整个创作过程和后续的诗文酬唱、甚至苏东坡在密州的整个文学创作中，都可以看到其中包含的对新党执政的愤愤不平。所以，对于《超然台记》，我们既要分析其中的超然之变，也不能忽视当时新旧党争的时代背景。苏轼超然思想的成熟，是经历了一个极为艰难的过程的。
江苏常州西太湖 苏轼像
二、超然之变
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在皇帝的的支持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变法运动开始后，朝中许多元老重臣都因反对变法而去职或被放外任。在两番上疏切陈变法之弊不果后，苏轼也只得自请外任，这对他来说可以算是仕途上第一次重大的打击。他本想先外调离京，等待风波平息后再回京师。然而，“子瞻既通守余杭，三年不得代。以辙之在济南也，求为东州守……”。[3]413-414回朝无路，无奈的苏轼只好选择与弟为伴。
苏轼到了高密以后的处境，比起在杭州担任通判时是大不如前。首先，是官职的改变。从杭州通判到密州太守，他的职责范围发生了变化，需要承担的责任更重、处理的事务更多。其次，是生活水平的变化。在杭州，苏轼不但不必为衣食发愁，还不时游游西湖的碧水、观观钱塘的大潮；可是在密州，苏轼的处境却很是窘迫。
浙江杭州 东坡亭
“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4]351人在这样的处境中，以常情度之，必然不会快乐。然而苏轼这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 [5]5却以其实际行动给了众人一记响亮的“耳光”：“哺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 [4]351当时的这个“耳光”， 直接目标或许是朝廷中把持政权的新党，可是许多景仰苏轼的同辈和后人也被这个“耳光”打懵了，进而对苏轼佩服得五体投地。
于是，先入为主的“超然”发挥作用了：身在密州的苏轼已经真正地超然了！他们崇尚苏轼后来所达到的境界，殊不知当时正在破茧而出的苏轼尚未完全蜕变成那只翩翩起舞的蝴蝶。对苏轼的崇拜干扰了他们深入思考苏轼是否真正“超然”，只是一味为偶像呐喊。例如在清人吴楚材、吴调侯选注的《古文观止》中便有如下评论：“是记先发超然之意,然后入事。其叙事处，忽及四方之形胜，忽入四时之佳景，俯仰情深，而总归之一乐。真能超然物外者矣。” [6]306
河南开封府景区 苏轼像
论者在看到“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 [4]351之时，似乎已经认定此文是在开宗明义论超然了。此外，有研究者主张，“《超然台记》的诞生，是苏轼思想走上老练，走上成熟的标志。”[7]
在这里，笔者不敢苟同。不错，苏轼从小就是儒、道、释兼修，他一生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不可谓不深。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有言曰：“公之于文，得之于天。少与辙皆师先君。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 [3]1421。可是在为官密州的那个阶段，苏轼是否真正在继儒家思想之后，又让道家思想深入了自己的骨髓，似乎还存在疑问。
江苏镇江金山寺 苏轼与佛印对坐像
笔者认为，苏轼的《超然台记》中虽然显现出了一定的超然思想，但并未真正走向成熟。更确切地说，密州为官的阶段只是他真正进行道家思想实践的时候，《超然台记》便是作者试图揉合儒、道两家思想的代表作之一，这可能也是为什么那么多的研究者从道家思想的接受角度研究苏轼超然思想的原因。
“苏轼谓‘凡物皆有可观’，是与道家‘目击道存’的观物态度一致的,物虽万类, 其道自存, 正因如此, 才无荣枯变灭之别, 亦不应有悲喜好恶之心……可是, 东坡先生却由此推导出‘ 安往而不可乐’ 的结论, 这便与道家的观物态度相左, 而充满儒家的人生哲学意味。
广东惠州西湖 东坡纪念馆
同引梁漱溟的研究成果为例。他曾将最能代表儒佛两家思想的两部原典——《论语》和《般若心经》作对比研究, 发现《论语》中‘乐’字迭见, 而不见一‘苦’字;《般若心经》‘苦’字凡数见, 却绝无‘ 乐’字出现。他由此得出结论:‘人生真乐必循由儒家之学而后得’。可见, 佛教视人生为苦海, 儒家视人生为乐地, 而道家则要消解两者间的差别。由此看来, 苏轼的‘物皆可观可乐’的思想, 是杂取儒道两家文化观念而形成的。”[8]239
依据杨胜宽先生的观点，“‘物皆可观可乐’的思想, 是杂取儒道两家文化观念而形成的。”那么，在这之中，苏轼是怎样整合儒、道思想的呢？道家思想在苏轼的超然观中是否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呢？若是道家思想已然占据了主体地位，那么说苏轼的超然思想成熟应该没有什么疑问。然而，事实似乎并非如此。我们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也可以说“凡物皆有可观”是苏轼以道家“齐物”思想为辅助对儒家学说做的局部改造和扩充。
河南平顶山郏县三苏坟 苏轼像
苏轼“凡物皆有可观”的观点与春秋时孔门弟子子夏的 “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9]182的思想是极为相似的。不过，子夏强调的重点并不在“小道可观”，因为其完整的表述是“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9]182，他强调的是君子要怀揣大目标，不为小道，与苏轼“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的主张有所区别。
子夏的表述是相当圆滑完满的，其为人可能也是如此，故而 “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9]51在孔子看来，君子要追求大用于世，不可泥于小道。孔子一生为了推行“大道”而汲汲奔走，最终结果却是“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10]36我们无需讨论朱熹的这番言论是否略带偏颇，但是在孔子有生之年，他的主张确实没有被统治阶级接受，以至于晚年只得回到家乡教书讲学、整理文献。不知在他心中，与先前的奔走传道相比，其晚年所从事的工作是否属于“小道”？
海南海口五公祠景区 苏东坡像
苏轼对儒家思想的改造和扩充体现在以“凡物皆有可观”表达了对“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的接受，又以“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表达了对“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的不敢苟同。其改造和扩充的工具则是庄子的齐物思想——诸如“万物皆一” [11]196、“物无贵贱” [11]576等。孔夫子之为“小道”，是退而求其次的被动无奈之举；而苏轼主动倡言 “凡物皆有可观”，则是在遭受挫折之后积极进行的儒家思路的修正。其实，苏轼在这个阶段面对的最重大问题是如何“处穷”。
对于“苟有可观，皆有可乐”的精神境界，春秋时期的一位儒家先贤的实践早已经历、甚至超越苏轼这个层次了。“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9]51我们是不是也能从颜回虽“一箪食，一瓢饮”而“不改其乐”的生活态度中看到超然精神呢？
四川眉山 三苏祠
笔者认为，若论超然，颜回可以算作儒者超然的典型。“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一忧一乐，对比是如此明显，差距是多么了然。虽然颜回的生活经历限于“陋巷”，其“一箪食，一瓢饮”的超然影响力不及苏轼，但是笔者只能说苏轼的超然只是对颜子超然境界的面的扩展。至于在超然境界的度的深化上，二者孰甚，则需要继续讨论。
关于“观物”的问题，苏轼在后来为官徐州时所作的《宝绘堂记》中有进一步的阐释：“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4]356这里所说的“寓”“留”，都是“观”的具体化。对于苏轼来说，他是强调“寓意于物”的。
浙江杭州苏东坡文化公园 苏轼像
其弟苏辙曾说过，“颜氏子饮水啜菽,居于陋巷,无假于外,而不改其乐,此孔子所以叹其不可及人也” [3]492，依据他的观点， “一般贤者只能做到‘寓意于物’，依仁游艺，只有颜子达到了‘独存’境界……”[13]490因此，以苏辙的标准衡量，处于“寓意于物”阶段的苏轼尚未达到颜子的境界。
儒家学说在北宋的一个重要发展便是在人生境界上对颜子的追企。与苏轼同时的程颐认为“作文害道”，“为文亦玩物也”，但是对于弟子吕与叔“学如元凯方成癖,文似相如始类俳。独立孔门无一事，只输颜子得心斋” [10]239一诗却是赞赏有加，认为“此诗甚好”，[10]239正是因为此诗高扬了颜子颐养性情的“心斋”。程颐对颜子如此推赏，足见颜子的人生境界在北宋士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尽管苏轼与而程氏兄弟学术主张不同，但在推崇颜子的人生境界方面是一致的。所以，苏轼的“凡物皆有可观”未必不可以看作是对颜子精神境界的追企。
湖北黄冈东坡赤壁 苏东坡像
如果苏轼“凡物皆有可观”的思想可以看做是儒家“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思想的扩展和补充，我们就不必给此时苏轼的思想抹上过多的道家色彩。在密州生活的那段时间，苏轼的确是在慢慢改进自己的思维方式。因为他发现，像他这样的人，若是只用儒家的思维方式和认识方法生活，很难获得足够的快乐。他尚未达到颜子的境界，却又不甘心就此向人世间的黑暗艰难困苦低头。于是，他渐渐向道家靠拢，希图找到一个医治精神损伤的良方。
苏轼常常“借鉴或采取道家的思维方式和认识方法，目的在于解决人生的实际问题，落脚点在儒家所关注的现实生活上。”[8]244-245因为 “人在异乡的漂泊感，和苦难的生活经历，使苏轼在人生的出、处问题上经常发出矛盾的言论”，[13]570所以王兆鹏先生认为即使是到了后来贬官黄州时期，苏轼心中仍有不少矛盾仍然难以平复：“苏轼贬居黄州期间，心灵的矛盾更加尖锐。经过乌台诗案的磨难，他似乎参透了人生的虚幻……然而，平生追求的人生理想毕竟难忘，人生价值未获实现，也无法真正超脱现实的人生。”[14]142
四川眉山 苏东坡像
看来，如果说苏轼在密州时期已经实现超脱，至少王先生应该不会赞同。至于在黄州时期的苏轼是否真正超脱了，我们下文再议。
三、意气之争
在北宋历史上，新旧党争一直是一个焦点问题，其影响不仅止于政治，也扩展到了包括文化在内的其它领域。“北宋新旧党争，可谓经由文人相激而成，而两党交争之势既成，则文人的仕履心态和文字创作，无不深受冲击。”[15]112苏轼等人的创作，在那个党争激烈的年代里，不可避免地要打上政治的烙印。
早在苏轼荣登仕途之前，王安石在其记游名篇《游褒禅山记》中便提出了 “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16]113的观点。饱读诗书的苏轼，想必对王安石的这个观点也有所耳闻。进入仕途之后，苏轼处处受到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的排挤。在他眼中，王安石在政治上就是一个为探“奇伟、瑰怪、非常之观”而足履险远之人——不探险远，无以为乐。所以，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一直以一个“有志者”自居，认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17]7459，不顾朝中众多反对的声音，以强力手段推行新法，走险远之路，甚至于到了“人之所罕至”的地步。
四川眉山 东坡醉月像
然而，尽管王安石竭尽全力推行新法，预期的效果却没有出现。所以，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苏轼超然台记中“凡物皆有可观”的观点，未必不可以说是对王安石的变相反驳。当然，仅从两篇文章的这点相异之处，便说《超然台记》的写作带有意气之争，证据毕竟太显单薄。
苏轼筑台之后，并非仅请其弟苏辙作赋以记其事，当时与他共同反对王安石新法的司马光等人也都有相关酬唱作品传世。从苏辙、司马光等人与苏轼的文学酬酢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些“意气之争”的证据。
苏轼、苏辙兄弟才情相近，可性格差别很大：苏轼为人豪放正直，眼中容不得沙子；苏辙则相对含蓄内敛，深沉持重。故而比之兄长，苏辙一生所受的迫害少得多。面对兄长的遭遇，苏辙数度劝说苏轼隐藏锋芒，却都无奈于苏轼那执拗的性格。担任密州太守后，苏轼的境遇愈发糟糕，苏辙也不禁为之着急。
四川眉山三苏祠 苏轼像
身在密州的苏轼，“顾居处隐陋，无以自放，乃因其城上之废台而增葺之。日与其僚览其山川而乐之，以告辙曰：“此将何以名之？”[3]413-414苏辙觉得这是一次劝慰兄长的好机会，因为他明白兄长的用世之心强烈，对眼前的处境定然会感到痛苦。于是，他借为台命名之机，表达自己的愿望，希望兄长不要为暂时的困境苦恼，或者说是不要再那么汲汲于用世。在逻辑上，这与亲人为刚出生的孩子起名时的思路有相似之处。
很多名字，表达的是亲人寄予孩子的期望和祝福，至于能不能真正地实现，则另当别论。比如我们给一个刚出生的孩子取名“成学”，冀望其将来学有所成，这个名字承载的只是祝福和期盼，至于现实能否如此，则另当别论。苏辙在给苏轼修葺的台子命名时，似乎也是本着这样的一种思维逻辑。
山东潍坊白浪绿洲湿地公园 苏轼与马童像
阮忠先生对苏辙《超然台赋》中“今夫山居者知山，林居者知林，耕者知原，渔者知泽，安于其所而已……《老子》曰：‘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尝试以‘超然’命之，可乎？”[3]413-414一节做了如下分析：“苏辙从现实社会生活状态想到人生，对于天下士人较胜于是非荣辱之场不以为然，批评他们不知自拔，故有通达者为之悲哀。苏辙说较胜者与通达者都累于物而不超然，他希望苏轼能够超然，故取老子的‘虽有荣观，燕处超然’的‘超然’，将苏轼重修之台命名为‘超然台’”。[18]
然而，就连苏轼本人似乎也有点误解弟弟的良苦用心了。对于《超然台赋》最后那句“惟所往而乐易兮，此其所以为超然者邪” [3]413-414的创作和解读，兄弟二人似乎侧重在不同的方面。弟弟希望兄长能够做到超然，兄长却以为弟弟在称道自己的“超然”。尽管苏辙用心良苦，可是事与愿违——这可能与赋本身的特点有关，历史上类似的事早有先例：“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凌云之志。”[19]2556那么，除了苏辙之外，其他人又是怎样看待苏轼的这种行为的呢？
河南平顶山郏县 三苏坟
司马光《超然台寄子瞻学士》诗云：“使君仁智心，济以忠义胆。婴儿手自抚，猛虎须可揽。……比之在陋巷，为乐亦何歉。可笑夸者愚，中天犹惨惨。”[20]6222在此诗中，司马光将新党领袖王安石比作猛虎，而将外任密州的苏轼比作陋巷的颜回。对此，苏轼在给司马光的回信中说道：“景仁丈自洛还，伏辱赐教，副以《超然》雄篇，喜忭累日。”[4]1441从苏轼与司马光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饱受排挤的苏轼在《超然台记》中所表现的“超然”，也有与王安石所领导的新党斗气的成分。
在《书李邦直超然台赋后》一文中，苏轼写道：“是故即世之所乐，而得超然，此古之达者所难，吾与子由其敢谓能尔矣乎？”[4]2059其中虽然不免自谦成分，但也未必不可以说苏轼此时对于超然的把握并不纯熟。这一点，我们在其文章的结尾部分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南望马耳、常山，出没隐见，若近若远，庶几有隐君子乎！而其东则庐山，秦人卢敖之所从遁也。西望穆陵，隐然如城郭，师尚父、齐桓公之遗烈，犹有存者。北俯潍水，慨然太息，思淮阴之功，而吊其不终。北俯潍水，慨然太息，思淮阴之功，而吊其不终”，[4]352
河南开封府 苏轼像
既言及“隐君子”“卢敖”等世外散人，又提到了建立不世功业的姜尚、“思淮阴之功”。苏轼羡慕隐君子的逍遥世外，却仍有回朝建功的思想。至此，笔者不禁想起了李白所描述的儒家知识分子的理想生活模式：“吾与尔，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一身。安能餐君紫霞，荫君青松，乘君鸾鹤，驾君虬龙，一朝飞腾，为方丈、蓬莱之人耳，此则未可也。乃相与卷其丹书，匣其瑶瑟，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後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21]1225
“未成报国惭书剑，岂不怀归畏友朋” [4]154的苏轼心中也是有此宏愿的，只是由于新党的阻挠，他的理想趋于搁浅，定然对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有所埋怨、有所抗争，这一点从他离京外任之时便有所体现了。
海南海口五公祠 苏公祠
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苏轼于赴杭途中拜访了退居颍州的欧阳修，师生两人就当时的政治形势有过交流。二十年后，苏轼知颍州，追怀昔日情景时写道：“多士方哗，而我独南。公曰‘子来，实获我心。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见利而迁，则非我徒’”。[4]1956可见，正当吕惠卿、曾布等人选择辅助王安石进行变法之时，苏轼选择离朝，完全是理直气壮、以道自居的。
欧阳修对苏轼的教诲，与千年之前的孔子对其弟子的教诲高度一致。《论语·先进篇》有记曰：“季氏富比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9]99冉有不遵从孔子的教导，帮助季孙氏暴敛民财，这使孔子十分愤慨——这与当时苏轼面对的选择何其相似！
河南平顶山郏县三苏坟 三苏像
正是因为他没有选择像吕惠卿等人那样辅助王安石变法，所以得到了欧阳修的高度肯定，也使得外任杭州的苏轼敢于以儒家正道自处，积极表达对新政的不满。比如针对“荆公新学”中的“字说”，苏轼曾发议论道：“道原要刻印七史，固善。方《新学经解》纷然，日夜摹刻不暇，何力及此！近见京师经义题：‘国异政，家殊俗。’国何以言异？家何以言殊？又有‘其善丧厥善’，‘其’‘厥’不同，何也？又说《易·观》卦本是老鹳，《诗·大小雅》本是老鵶。似此类甚众，大可痛骇。” [4]2440
倅杭三年，苏轼易官密州太守，他对当权派的不满并未有所削减，历来也不乏关于苏轼在密州借文字进行政治抗争的说法。
广东惠州西湖 苏轼像
如针对《盖公堂记》，有评论者指出：“吾观夫秦”五句：秦孝公任用商鞅，法今大行。秦始皇废封建，置三十六郡，统一法度，车同轨，书同文。此皆所谓“立法更制”，然秦以富强……此盖以秦立法更制、盘剥百姓以讽王安石新法。”[22]248关于《醉白堂记》：“他借为韩琦作《醉白堂记》以大幅议论阐发超越名利、推尊道德的超然精神主题，显然有借题发挥的动机在其中。文中极力赞扬韩琦轻名重德的君子之风，隐含了对新法派中人欺世取名、贪求功利行为的嘲讽；他在文中列举历史上以圣贤自居的人，后世终莫之许，不免成为历史笑柄。虽然没有明说现实中何所指，但其暗讽王安石常以圣贤自居之意，是可以隐约领会的。”[23]
对于作于《超然台记》之后的《水调歌头·明月几首有》：“这首词表达了作者三种思想：一、积极仕进；二、不得已时，也安于现状；三、永不停息，时时在追求。隐忍现状而不隐退，就是仍要追求。所以这首词很赤裸地表达了作者积极入世的从政态度，是作者的代表作。”[22]567身在密州的苏轼时刻都没有忘记回朝，创作《超然台记》之时是如此，创作《水调歌头》之时还是如此。故而，笔者认为《超然台记》带有意气之争的色彩。
广东惠州西湖 王朝云（苏轼妾）像
四、苏轼超然思想的成熟
苏轼在去世两个月前，作了一首题为《自题金山画像》的诗：“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1]2641岳希仁先生在评论时说：“这是诗人生命最后阶段的作品，精炼概括了他一生的悲惨境遇。一代文豪，英才天纵，回首往事，唯存贬谪，其遭际之坎坷遂成千古伤心事。”[24]189就苏轼一生的坎壈际遇来说，岳先生此评断的确在理。
不过，相信苏轼在此时回首往事，道出黄、惠、儋三州功业，应该是有发自内心的快乐的。苏轼在中国历史上的最大贡献，即不是在杭州疏浚西湖、也不是在黄州治理蝗虫的那些政治功业，而是那些在他困境之中创造的文艺佳品——那些伴随着他的思想升华而奏出的华章。“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为什么会把黄州作为其平生功业的起点呢？这就要看苏轼在离开密州之后经历了什么。
湖北黄冈遗爱湖公园 苏轼像
苏轼在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十一月离开密州之后先后担任徐州太守、湖州太守，虽然仍遭新党排挤，但是并未有性命之虞。但是，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七月，“乌台诗案”的发生是苏轼生命中的一个重大转折。“因御史中丞李定、御史舒亶、何正臣等弹劾苏轼诗语讥朝廷，自湖州任上被捕入京。八月之京，系于御史台狱，十二月结案出狱，诏贬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13]600在狱中，因新党构陷而成为“阶下囚”的苏轼对自己的命运感到难以把握，甚至一度悲观至极，连绝笔诗都写好了。所幸宋神宗还不算是个昏君，“乌台诗案”最终以苏轼贬谪黄州做结。
“人在生命的历程中，不彻底绝望一次，就不会懂得什么是自己最不能割舍的，就不会明白真正的快乐是什么……”[25]55死里逃生的苏轼在经过此劫之后，其精神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在《子由自南都来陈三日而别》中写道：“别来未一年,落尽骄气浮……平时种种心,次第去莫留”， [1]1018-1019足见“乌台诗案”和被贬黄州对苏轼精神世界的搅动。
广东惠州西湖 苏轼像
这些在苏辙那里也得到了证实：“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3]1421苏轼贬谪黄州后“其文一变”，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力于思想境界的改变。在经历过生死劫难之后，世间最大的难题也被苏轼参悟得差不多了，那么富贵、贫贱、高下还有什么好计较的？“齐物”的观念深入骨髓——“进退得丧，齐之久矣，皆不足道” [4]1656，超然旷达的思想便趋于成熟了——“回首向来萧洒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26]356
此时的苏轼，根本无心去计较什么“悲欢离合”“阴晴圆缺”了。那句“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4]7没有超然世外的襟怀，是无论如何也说不出的。因此，总的来说，从自请外任到贬谪黄州，人生的一次次失意和挫折打击使苏轼这个省察能力十分强大的人逐步走向超脱，“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 [27]742难怪叶嘉莹女士说“苏东坡是在苦难之中完成了自己的一个人物。”[28]251
海南儋州市东坡书院 苏东坡像
五、小结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能够看得很远却又并不陡峭的高度。”[29]100
或许余秋雨先生所列的成熟标准太过严苛，但绝非全无参考价值。密州为官的苏轼的确“明亮”，但是过于“刺眼”。《超然台记》固然有超然之气，但是也不乏对新党执政有所不满的意气之争，它的诞生并不能完全代表苏轼超然思想的成熟。在经历了“乌台诗案”而被贬官黄州之后，苏轼的超然思想才真正趋于成熟。
四川眉山苏东坡故居 眉山水街夜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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