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鲜为人知的革命英雄_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

九座墓冢呈扇形排列。一旁的陈列室内，人们可以看到九位风华正茂的外交精英的遗像。他们是：驻马尼拉总领事馆总领事杨光泩(读shēng)，领事莫介恩、朱少屏，主事卢秉枢，驻山打根领事馆领事卓还来，驻马尼拉总领事馆随习领事萧东明、杨庆寿、姚竹修，甲种学习员王恭炜。

01

1941年，日本制造了珍珠港事件后，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位于西太平洋的菲律宾，扼太平洋、南海和印度洋的交通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菲律宾当时是美属殖民地，美国在菲律宾的克拉克和甲米地建有亚洲最大的空、海军基地，成为日军南进的障碍甚至对日本本土也构成威胁。日军为了攻占物产资源丰富的菲律宾群岛，控制日本本土与东南亚之间的海上通道，发起了菲律宾战役。

这次战役日军投入重兵，陆军有第14军团；海军有包括巡洋舰10艘、驱逐舰29艘、航空母舰1艘和水上飞机母舰3艘的联合编队，以及100艘左右运输船和辅助船只；空军有陆军航空兵第5兵团和海军基地航空兵第11航空队，共有飞机500架。

而在菲律宾群岛的美菲军队共计13万人，其中美国人约占1/4，由麦克阿瑟中将率领。空军有270多架飞机，海军则有美国亚洲舰队的舰艇45艘协同作战。

8日，日军开始猛烈轰炸菲律宾吕宋岛各个主要港口和马尼拉附近的美军空军基地，摧毁了美军在陆地上驻防的重型轰炸机的一半和1/3以上的战斗机。10日，日本海军舰艇进攻吕宋岛沿岸，随后在吕宋岛北部登陆并占领机场。

12日，日军登陆吕宋岛南部。随着美军轰炸机撤退到澳大利亚，日军完全占据了制空权。为了避免被日军围歼，美军开始撤往巴丹半岛等地。很快，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便落入日军的包围之中。

马尼拉顿时陷入一片混乱。商店纷纷关门打烊，人们紧张地关注着形势的发展。城外，天空黑烟弥漫，传来阵阵爆炸声。美军炸掉了大片汽油库，准备撤退了。

02

在中国驻菲律宾总领事馆内，以总领事杨光泩为首的外交官们面临着生死的选择。此时，驻菲律宾的美军远东司令麦克阿瑟宣布马尼拉为不设防城市，这意味着，各国外交官们可以撤离，这样做并不算擅离职守。然而杨光泩等中国外交官们明知前路凶险，却毅然宣布：“身为外交官员，应负保侨重责，未奉命令之前，绝不擅离职守。”其他抗敌会、中华商会的大部分责任人也都选择了留守。

杨光泩总领事当时是中国驻马尼拉总领事馆的最高官员。他16岁考入清华学堂，由于成绩优异，被保送留学美国，先后在科罗拉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求学，获学士、硕士学位。1924年获得国际公法哲学博士学位。1926年，杨光泩从美国留学归来，在清华大学教书，不久便开始了外交官生涯。1928年任国民政府外交委员会主任委员，1930年就任中国驻伦敦总领事。

1938年11月，在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建议下，杨光泩受命于危难之秋，出任中国驻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总领事。当时菲律宾富商云集，杨光泩在10万多华侨商人中为抗战筹集资金。他的夫人严幼韵担任菲律宾中国妇女慰劳抗战将士会名誉主席，这个组织曾经给八路军汇款1万元国币，朱德等人致电表示感谢。

战争爆发前，东南亚一带有大批华侨，华侨领袖们领导着侨社的抗日宣传、救国捐献、抵制日货等爱国活动。而战前潜入马尼拉的日本间谍，以摄影师身份做掩护，乘机拍摄了华侨领袖们集会时的相片。一旦马尼拉被占领，这些侨领们将首当其冲地遭到日军的报复和迫害。

杨光泩曾经考虑过将全城华侨全部疏散，可是因为人数太多，集体疏散十分困难，便做出了“希望华侨特别是抗日活动分子设法自救”的决定。同时，又组织战时服务队，设法安排文教人员疏散，指挥烧毁各种爱国捐款的存据、救国公债登记表以及其它一些重要文件。在马尼拉华侨区，爱国侨胞们纷纷前来劳联会报名，准备到吕宋岛中部农村去打游击。

1941年12月21日，日军在林加因湾登陆后，兵分两路从南北方向对马尼拉展开钳形攻势。美军在菲律宾的兵力不足以抵挡疯狂的日军，马尼拉陷入危险之中。24日，美军统帅麦克阿瑟准备撤离。因为杨光泩与麦克阿瑟将军相熟，麦克阿瑟在飞机上为杨光泩等人留了座位，建议他们跟随美军一道撤退，但是杨光泩婉言谢绝了。

后来外交官们其实也都有机会随同亲友前往安全的地区，可是他们依然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坚守岗位。他们之所以不愿撤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保护华侨领袖们的安全。

03

1942年1月2日，日军占领了马尼拉。当天，杨光泩接到日本驻菲律宾副领事木原的电话，约他到瑞士领事馆会晤。在瑞士领事馆，一个日本军官通知他，日本政府不承认重庆国民政权，所以他“不再具有外交官身份”。日本军官还要求杨光泩通知旅菲华侨领袖们集中到一个地方，当即遭到杨光泩的拒绝。他指出，根据国际海牙公约，“交战国不杀敌国外交人员和侨民”，希望日军遵守公约。

1月4日以后，中国总领事馆的8名外交官陆续被关押进了菲律宾大学的美术学院中。被关押初期，日寇对他们进行了劝降利诱，想利用外交官们在侨胞中的威望，为自己服务利用。他们先采取怀柔手段，允许外交官们的亲属好友探视，送给食物等物品，伙食也由青年会集体代办。

但是不久，日本人获悉领事馆曾经销毁账册，而且一贯有抗日行为时，便威逼他们接受三个条件：通电重庆政府，劝其对日本媾和，并宣布拥护南京汪伪政府；在3个月内，为日本占领当局募集相当于菲律宾华侨1937-1941年给重庆政府捐款总数1200万菲币的双倍款项，否则没收所有华侨财产；组织新的华侨协会，与占领当局合作。如果这些条件被接受，被拘人员即可获释，被封的财产可以解封，已动用的可以照价赔付。

日寇当局限中国领事馆在两天内做出答复。对于日本人这种无耻的要求，杨光泩毫不犹豫地严词拒绝了。

日寇得知，马尼拉陷落前，曾有一艘装满法币的轮船停靠码头，后来这些法币不见了。日寇企图获得这批法币，用以破坏中国大后方的金融秩序，削弱中国的抗战能力。他们要杨光泩说出存放法币的地点，也遭到了拒绝。

原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在美国印刷了大宗的法币，在运回国内的途中，因为交通阻塞，滞留在菲律宾马尼拉海关。日军开始轰炸马尼拉后，形势日益紧张。为了不使这笔巨款落入日寇手中，在日军攻入马尼拉前，杨光泩果断下令销毁了这批钞票。

3月15日开始，日军断绝了中国外交官们的一切对外联系，将他们关进圣地亚哥炮台地牢，对他们百般凌辱，施用了种种酷刑。他们被日军施以灌水、拔指甲、睡钉床、倒吊拷打、犬咬等各种酷刑，被折磨得体无完肤。八名中国外交官始终坚贞不屈，面对日方的种种威逼利诱，他们一致严词拒绝，没有一人屈服就范。

日军宪兵司令太田恼羞成怒，悍然不顾国际公法，于1942年4月17日下午，将杨光泩总领事等8人用军车秘密押赴菲律宾华侨义山杀害。一位目睹行刑的侨民在《目击记》中写道：“当时，日军用毛巾布条蒙住八位烈士的眼睛，遭到拒绝。日军士兵急忙赶到烈士背后，但是，八位烈士同时扭转身躯，面对日军枪口，刽子手举枪乱射”。

杨光泩等人被害的那天，怒斥日军的暴行。枪响之后，刽子手没有击中杨光泩的要害，他转过身，指着自己的心口说：“对准这里打！”。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八位中国外交官倒在了土坑里，日军士兵又上前以刺刀向各人身上猛捅数刀，才命令工人用土掩埋。

04

在杨光泩等人被捕后半个月，北婆罗洲（今马来西亚的沙巴州地区）山打根中国领事馆领事卓还来也落入了日军之手。

1942年1月1日，日军登陆，岛上的英国军队被迅速消灭。19日，日军冲进山打根中国领事馆时，只见中国国旗高悬，卓还来领事依然镇静地坐在办公桌后。

日寇要卓还来交出领事馆的文件，这位毕业于巴黎政治学院的法学博士轻蔑地让他们看看文件烧过的灰烬说：“全部在此，可以取去。”

日寇并不死心，他们诱劝卓还来投降，加入汪伪政府，企图利用卓还来在当地十万侨胞中享有的威望，对东南亚华人社会产生影响，便于日军控制华侨。卓还来领事对这种无耻行为却报以淡然一笑。

日军见阴谋无法得逞，马上露出凶恶嘴脸，“以刀枪置其胸颈”，但卓还来依然镇静地淡然处之。无计可施的日军只好将他和其他几名外交官囚禁起来。他的夫人和3岁的女儿、6个月大的儿子也被关押。在狱中，尽管日军用妻儿性命加以威胁，卓还来仍然拒绝与日寇合作。

因为经常需要进山里躲避盟军飞机的轰炸，被囚禁期间，卓还来与当地的侨胞们多有接触，所以多次有机会能够逃走。但是他认为日军如果找不到自己，全地区的华人可能因此而遭殃。因此，他对侨胞们说：“不应该抛弃你们而逃走”。

甚至1945年7月1日，卓还来被日本人放回时，仍然不肯自己逃走。他说：“自身为中国驻北婆罗洲领事，为十万侨胞之寄托”，因此不能离开。仅仅过了几天，他就又被日军重新拘捕，于7月6日凌晨被杀害。

05

抗战胜利后，1947年，南京各界人士集议，决定将九位外交官的遗骸迁回国内，葬于菊花台下。同年9月3日，在菊花台下举行了公祭九烈士的安葬仪式，国民政府元老于右任题写挽联“报国填沧海，成仁重泰山”。并且将菊花台改名为“忠烈公园”。1948年旅菲侨胞在菲律宾的华侨义山也建立了一座纪念碑，上面镌刻了蒋介石亲书的“效忠成志”四字。

1989年，国家民政部向九烈士的亲属颁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在南京市菊花台公园修复了九烈士墓和烈士纪念馆。2015年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中，列入了国民政府驻菲律宾外交使节“抗日外交九烈士”。

让我们回到纪念馆，瞻仰九位为民族献身的中国外交官。

眼前的一幅幅遗照中，文质彬彬的外交官们目光中透着英气。照片中的杨光泩面带微笑，格子领带和胸前口袋里的手绢整整齐齐，显示出谦谦君子良好的个人素养。

九名外交官，他们中有的家学渊源深厚，留洋归来为国效力，有的出身显赫，博学多才。他们是那个时代的优秀人才，代表国家出使海外。而在凶残如同野兽的日本侵略者面前，面对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大义凛然，保持了国家和中国人的尊严。他们为了国家和民众的利益慷慨赴国难，视死如归。

他们都是精英才俊。他们大多接受过西方教育，精通英文，通晓西方文化，但同时骨子里又有着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忠义精神。他们本可以生还，但在民族大义面前选择了坚守，并保持了高尚的民族气节，直至被日寇野蛮杀害。

让我们记住这些英烈：

杨光泩，浙江吴兴人，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牺牲时42岁。

卓还来，福建闽侯人，燕京大学毕业后赴法国留学，巴黎政治学院博士，牺牲时33岁。

莫介恩，广东宝安人，毕业于耶鲁大学电气工程专业，牺牲时49岁。

朱少屏，上海人，早年赴日本留学并加入同盟会，曾受孙中山邀请任总统府秘书，参与组织南社，主持环球学会二十年，牺牲时60岁。

卢秉枢，江苏东台人，南通中医专科学校毕业，《时报》主办人戈公振表弟，曾任该报特约记者，牺牲时40岁。

萧东明，福建福州人，毕业于金陵大学，牺牲时36岁。

杨庆寿，福建厦门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祖辈为菲律宾商界名流，牺牲时25岁。

姚竹修，江苏苏州人，通过高级文官考试，应考外交部数百人中脱颖而出，牺牲时35岁。

王恭玮，浙江奉化人，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著名外交家王正廷之子，牺牲时2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