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东兴简介及详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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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履历

汪东兴，江西弋阳人，1932年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排长、干事、特派员、连政治指导员、大队政治教导员、总支书记，第二野战医院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

参加红军在陕甘宁地区的东征，西征战役的医疗救护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任两延（延川，延长）河防司令部组织科科长，八路军卫生部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科科长，白求恩国际和平总医院政治委员，中共中央社会部三室副主任、二室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央直属队司令部副参谋长，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副处长兼警卫处处长。1947年任毛泽东贴身警卫。曾随毛泽东、周恩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政务院秘书厅副主任兼警卫处处长，公安部八局副局长、九局局长，公安部副部长，江西省副省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总参警卫局局长。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

人物生平

汪东兴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1932年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初随红十军转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在红一方面军历任排长、政治干事、连政治指导员、特派员、大队政治教导员、团总支书记等职。参加了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6年后任红军第二野战医院政治委员，参加红军在陕甘宁地区的东征，西征战役的医疗救护工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八路军两延(延川，延长)河防司令部组织科科长，八路军卫生部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科科长，白求恩国际和平总医院政治委员，中共中央社会部第三室副主任、第二室主任等职。被选为中共七大候补代表。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央直属队司令部副参谋长，1947年任毛泽东贴身警卫。曾随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转战陕北，负责警卫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秘书厅副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副处长兼警卫处处长、公安部第八局副局长、第九局局长，公安部副部长。汪东兴对毛泽东的起居、出行负有绝大的责任。1958年一度被下放江西担任主管内务的副省长。1968年起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党委第一书记，并兼总参谋部警卫局局长。被选为第三、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69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3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6年10月，支持华国锋、叶剑英拘捕四人帮行动，后以中央警卫局长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身份，率领8341部队拘捕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1977年8月在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由于其在文革结束后，顽固坚持“两个凡是”的提法，抵制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阻挠平反“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出来工作，对解决“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和康生问题的消极态度，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为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汪东兴受到多名老同志的点名批评，并被免去其兼任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党委书记，中央警卫局局长，八三四一部队政委，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中央特侦组组长等职，实际等于被削去了实权。

1980年2月，中共第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批准他辞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1982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85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被增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7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第三、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候补代表，第八、九、十、十一、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中央第九届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届政治局委员，第十一届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家庭成员

儿子汪振凯，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现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少将军衔。历任北京市红星农场管理部一伙食科科长、管理部副主任，解放军西郊训练基地第一警卫组副组长，组长。装甲兵学院营务管理部副部长、副政委、政委。军事科学院行政部部长、训练部部长，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警卫局局长兼党委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少将军衔。　　

女儿汪小燕，女婿康永年，现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后勤部管理局副局长，武警大校军衔。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84450部队机关干事、后勤部干事、科长、组织处副处长、武警北京总队机关管理局行政处处长、局长助理、副局长、代理局长、局长兼政委。武警总部机关管理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

因病离世

汪东兴因病医治无效，于2015年8月21日上午5时2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人物故事

1955年，汪东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而此前他既没有显赫军功，也没有出奇战绩，有的只是在公安、警保战线上小心翼翼的努力。他作为罗瑞卿副手，直接掌管中南海内部的警卫，对毛泽东的起居、出行负有绝大责任。他除了在1958年一度被下放江西担任主管内务的副省长外，再也没有离开过中央警卫岗位。他除了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党委第一书记，还是北京卫戍区三人核心小组、中央军委警卫局负责人，十一大更是成为华国锋之下炙手可热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

毛泽东对汪东兴的评价是：他是一直要跟我走的，别人我用起来不放心，东兴在我的身边，我习惯了。人还是旧的好一点，他的长处是心细，缺点是理论水平差、不喜欢动脑子。但是，不要小看了厚重少文，汉朝的周勃可是立了大功的。而叶群几次拉拢汪东兴、江青几次打击汪东兴都没有最后得逞，毛泽东的话是很说明了一些他和汪东兴的关系的。

汪东兴在庐山妄言设立国家主席，除了感于林彪对自己的不吝提拔和许诺外，还有就是出于一个警卫人员的护主心态，而后者似乎更加纯粹一些（舒云点评：不止如此，因为毛泽东对汪东兴亲口说了要设国家主席，要让林彪当国家主席）。所以，毛泽东对汪东兴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表现是一批二保，目的主要是保，汪东兴的错误除了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许世友等少数人知道外，其他的都很泛泛。一旦当毛泽东把对手确立之后，汪东兴总是毫不迟疑的站在毛泽东一边。1966年打倒刘少奇是如此，1970对林彪动手时也是这样。汪东兴眼中只有毛泽东一人而已，为了迅速解决林彪集团，汪东兴甚至建议毛泽东清洗温玉成，而此前温玉成是林彪、康生一直看好的军事将领。汪东兴尽管对在九大预备会议上破天荒的给一个少将评功摆好的林彪感恩戴德，但是，当他得知毛泽东准备对林彪采取不同寻常的举动之后，汪东兴甚至愿意担当游泳池派往毛家湾的卧底（当然没有成行）（舒云点评：汪东兴与毛家湾亲近，甚至把毛泽东的档案拿给叶群看。为什么毛泽东容忍了？因为这是毛泽东的意思，否则早把汪东兴下监狱了）。

长沙告状之后，汪东兴发现毛泽东一度对四人帮开始反感，他立刻布置中办的人学习毛泽东批判四人帮的所谓讲话，就此开罪江青诸人，毛泽东说他不动脑子可能也就在于此。汪东兴有时候也动脑子，这就是在他的老主子升天之后了。

汪东兴因为长年担任特侦组负责人，中央一专、二专的档案都交由他来管理，所以，他经常代表毛泽东看望、关照被整的老干部、老军人，而无一例外的是被看望、被关照者对这位内廷行走都缺乏良好的印象。谭震林后来在真理大讨论的时候说起一段往事，他说：主席已经决定解放我了，汪东兴还是那样颐指气使的对待我，教训我要重新作人，我都70岁的人，怎么叫重新做人？不是摆老资格，就是这样的语气实在令人难受。而曾志在回忆陶铸最后的岁月之时，也决不客气的指责汪东兴：哪里还有一个共产党员的味道，他多次催促陶铸快走，我说陶铸身体不行了，能不能留在北京治疗，汪东兴虎著脸讲，保皇派嘛，要接受革命的斗争呢。他拒绝为我们向主席传达真实的情况。叶剑英被疏散到湖南时，汪东兴一个电话赶跑了叶剑英，搞得叶剑英老泪纵横，然而，为了擒获四人帮，叶剑英主动联合汪东兴，并且在后来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给汪东兴说话，但是，汪东兴自恃有华国锋撑腰，以致于继续怠慢这位老谋深算的参座，最后终于自己吞下了苦果。

复出后的邓小平在谈及同四人帮在1974至1975年的斗争史时得到了党内的一致好评，而身为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则在中央党校公开讲：邓小平和四人帮斗争是有的，但是，怎么能和我们的英明领袖华主席相提并论呢？他不是被四人帮给搞掉了吗？如果不是华主席把他解放出来，他怎么会有今天呢？这种话传到邓小平的耳朵里，结果一定是可以预料得到的。

1977年中央讨论关于陈云的职务的问题时，汪东兴大唱反调，他说：毛主席早在1958年就说过陈云是小婆娘，裹足不前、魄力不足，是小资产阶级灵活性作祟，怎么能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呢？彭真、薄一波等人的专案被提及平反时，汪东兴说：彭真是独立王国的头子，薄一波早就是叛徒，平反了，我们党怎么办？毛主席的指示怎么办？世界怎么看我们？

量变终于发展到质变。1979年中央政治局召开帮助汪东兴等同志的组织生活会上，众位领导可谓是万炮齐轰汪东兴，陈云撇开缄默多年的习惯，第一个为汪东兴定了调子：东兴同志已经是走在了革命的后面，他不但不能为继续改造我们的党，发展我们的国家，修正以往错误的政策提供好的建议，反而一再干扰中央的决断，这样的同志继续在党中央的领导岗位上，显然是不合适的，全党同志也是不会答应的。而会后形成的决议称：汪东兴等同志已经在新的历史时期犯有重要的错误，他们继续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显然是不适合的，也是不允许的，鉴于他们以往曾经做过一些对党和人民有益的事情，中央决定对他们的问题处理不扩大化。已经是刀下留人、网开一面的口气了。

汪东兴在听取了中央派陈云、王震找他谈话后，他唯一的表示就是：看来，华主席没有为我说一句话。他一心把华国锋再造成毛泽东第二，但是，他的苦心孤诣没有得到来自华国锋的回应，至少是没有强有力的回应，所以，他对此比较意外。

1976年的怀仁堂事变如果没有汪东兴的全力配合，华国锋、叶剑英是无法解决四人帮的，叶剑英此前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对警卫人员做了专门的交待，甚至做好了再次被打倒的准备。可以说，汪东兴在关键时刻，不论是出自公心也好，私心也罢，客观上为铲除四人帮，开创中国20年的新局面做了一定的贡献，这是历史事实，也是不容抹杀的，也之所以其他三人后来完全从中央消失，而汪东兴继续保留了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和两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公开职务，按照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待遇离休。也算是对他的功劳的基本肯定。

晚年的汪东兴的头脑还是那样一贯性，除了后来经常（在90年代后）和华国锋见面外，已经不再和其他人接触，更多的时间是出行游玩，偶尔写了一部回忆录，还遭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指责和批评，说他是为文革、毛泽东的错误翻案。国外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很有背景的出版商多次邀请汪东兴撰写关于警卫中南海的回忆录，而且出价不菲，但是，一律遭到汪东兴的拒绝。汪东兴说：写了就是既得罪了活人，也得罪了死人，以后我是没脸再见主席他老人家了。每逢毛泽东的诞辰、忌日，汪东兴一律亲自赶到纪念堂，毕恭毕敬地敬献花圈、花篮，成为纪念堂在这一天固定的早来常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