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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世界，有一群隐秘的工人。

他们躲在社交媒体创造的巨量内容之后——平均每分钟，世界最大视频分享平台就会上传69万小时的视频、世界最大社交媒体“脸书”有24万多张图像被分享（引自云软件公司DOMO最新发布的Data Never Sleeps 9.0报告）。

每天，数百万人不分国度、不分昼夜地擦拭我们的线上世界，处理点赞、评论、话题刷屏、流量“爆款”等一系列事务，但我们对此几乎一无所知。

这群人重复着简单、枯燥的工作，因此被形象地称为“点击工人”，别称则有“鉴黄师”“数据工”“投饵人”等。

不被看见的人群

艺术家马丁·勒·舍瓦利耶是在报刊、网络上发现这群点击工人的。他们在网络世界无处不在，但在现实中却近乎“隐形”，绝大多数人都在几平方米的房间里工作。

为此，马丁拍摄的电影《点击工人》（Clickworkers）中，没有一个人露脸，一个房间就代表一个人物——这是对点击工人身份的巧妙隐喻。

“叮”一声，来任务了。李莉不管手头正在忙什么——给孩子喂奶或半夜睡觉，她都要第一时间赶到电脑前。她需要在几分钟内处理一批任务，否则，她很可能失去这份工作。

这份工作要求随时随地响应。许多跟李莉一样的点击工，都会将闹钟定在半夜起床。夜里干活，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

处理的工作并不复杂，但一定要细致。李莉通常会在网上创建一堆小号，以便批量出售“粉丝量”。有时，她也会出售观看量等，“点开一段视频，停几秒，然后关掉”——她重复过无数遍这样的动作，但她从来不看这些视频。

很多时候，点击工人不知道这些工作的真正用途，甚至不清楚别人为什么要找他们。他们只是流水线的一环，把最简单的动作重复、重复，再重复。

其他类型的点击工人，正如电影《点击工人》描述的角色那样：标签员负责给一系列图片贴上诸如色情、暴力、恐怖主义等标签，以便它们被进一步审核，最终决定它们“删除或保留”；数据工往往有一个小团队，通常一个人管理好几百个账户，他们批量销售点赞量、观看量，几乎所有时间都用来点赞；转录员负责将所有的视频、音频乃至账单等，转成书面文字；数据标注师则专门训练人工智能。

尤为特别的，是评论员这个角色。他们经常闷在家里，想象自己从没去过的餐厅、酒店、旅游目的地。任务里的名词总是换来换去，但他们评论的话术基本不必更换，必须是正向的，如“味道超正”“特别舒服”“太赞了”……

总而言之，这些工作都相对简单、重复且枯燥。但矛盾的是，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简称ILO）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这些点击工人通常有着相当不错的教育背景——超过三分之一的人有学士学位，五分之一的人拥有研究生学位，往往熟练掌握至少两国语言。

在中国，不少名校毕业生和归国留学生会把内容审查员等岗位当成挤进“大厂”的敲门砖。

但事实上，ILO报告指出，很多点击工人往往服务于第三方外包公司，更像临时工，享受不了公司的任何福利保障。

他们一天要工作十几二十个小时，一周至少工作6天，却拿着很低的薪水。国外的点击工平均时薪为4.43美元，大多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在国内，这些人月薪大多是五六千元——对比他们的工作量，算不了什么。

当代“殉道者”

坐在赛车机上，玩几把游戏，把精力消耗掉，是一名内容审查员（以下简称“审查员”）难得的宣泄自我的方式。审查员是极为特殊的点击工人，也被称为“鉴黄师”。

他们面临的是夹杂着恐怖主义、色情与暴力等内容的更真实的互联网世界——他们的任务就是筛选这些内容，防止网友们被屏幕前突如其来的怪东西吓坏。他们了解一切与色情有关的用具、用语，甚至熟记恐怖主义的口号、旗帜，等等。

删除或保留，是他们工作的全部。此外，他们什么都做不了。

在汉斯·布洛克导演的纪录片《网络审查员》中，有一个令人惊愕的细节：一名审查员潜入直播间，播主正试图将自己的脑袋套上绳索，努力蹬开椅子，身子就像木偶一样挂着。但审查员什么都做不了，他没法阻止、没法劝说，只能跟直播间的上千人一起目睹了这一切。

面对一张图片或一段视频，审查员只有几十秒的考虑时间。一名来自菲律宾的资深审查员，一天就要面临两万多次这样的抉择。

相比之下，他们的容错率非常低。“脸书”的前审查员公开表示：“你每个月最多只能犯四五个错误——2%的失败率和98%的质量分数。”

久而久之，审查员的内心会像“塞满了脏东西的下水道”一样，很难找到排泄的出口。

审查员须签署保密协议，不能跟任何人透露与工作相关的内容。就连希望公司提供一间可以自我放松的游戏室，对绝大多数审查员来说都是奢望。更多时候，他们只能自救——捏碎一包方便面、吃大量零食，或者大汗淋漓地玩一场球等。但这些措施，属于治标不治本。

艺术家劳伦·于雷特地去菲律宾寻找这些审查员。由于拥有大量精通英语的廉价劳动力，长期以来，菲律宾是美国社交媒体巨头主要的内容审核外包公司所在地。“他们处理的‘内容垃圾’，大部分来自美国，这本身是一场新殖民主义。”于雷说。

于雷了解到，很多新审查员不出几个月就会出现精神抑郁的状况。对“脸书”提出诉讼的审查员克里斯·格雷，就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这是审查员极其容易出现的一种病症。

《网络审查员》中，一位被安排审查“自残”直播的审查员，因此产生了自杀倾向。目前为止，所有审查员面临的心理问题都不受重视，也没什么行之有效的解决措施。

不过，于雷发现，那些长期工作的菲律宾审查员往往将自己的工作“崇高化”，将删除那些“肮脏”图像视为一种“救赎”。《网络审查员》中，一名审查员表示：“我不想引起关注，我们的工作就像警察。和现实世界一样，必须有人来守护。”另一名审查员则表示：“我蛮喜欢这份工作的，很有成就感。”

于雷将这些审查员称作当代“殉道者”，为了守护数十亿人，他们不惜独自承受那一切肮脏的内容。

为此，于雷在自己创作的反映菲律宾女审查员的图像装置旁，放了一幅圣母玛利亚的人像。“圣母玛利亚代表着历经苦难同时备受尊敬的女性形象”，这是对审查员身份的隐喻。最终，于雷将这件作品命名为《为我的仇恨者祈祷》（Praying for My Haters）。

红砖美术馆“图像超市”展览现场。艺术家劳伦·于雷的作品《护眼符》与《圣路济亚肖像（莱斯莉·安-曹）》。

“把人脑当电脑用”

把脑袋努力凑近屏幕，截取视频的某一帧并放大，对每一处脸部特征、骨骼弯曲点进行标注——这是一个数据标注师（以下简称“标注师”）每天面对的工作。

这项任务，是人脸识别的重要步骤之一。人工智能并不是生来就能识别人的五官，它需要海量的训练。

类似的标注师工作还包括“用电脑摄像头录制40个在空中画数字的视频”“你的浏览器记录了几个短语”等，这一切，都是为了辅助“机器学习”。

这些工作技术含量并不高，但难在精准度一定要高，一个动作要重复成千上万次。

“稍有偏差就会产生错误，一张图有错，有时会影响整个数据包的数据，然后整个‘回炉重造’。”一名标注师表示，“这行干久了之后，我清楚地知道客户要通过我们实现什么——就是把人脑当电脑用。”

标注师的工作是为了训练人工智能，但吊诡的是，训练人工智能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替代这些标注师。这是一项注定会被抛弃的工作，就像日抛型隐形眼镜一样，用过就可以丢掉了。

不仅是标注师，几乎所有点击工人都很难摆脱被抛弃的命运。ILO报告提到，很多“点击工种”的诞生，源于人工智能的“失败”，“无法满足互联网公司寻求扩大他们可以在网上存储、分类和提供的数据领域的需求”。

当需求激增时，这些劳动力就被填补进这个市场，变成一台台“人工智能”。他们可以随时填补，也随时会被抛弃。

ILO报告显示，点击工人对目前的工作普遍抱有强烈的不安全感，看不到这份职业的未来。

但整个市场对点击工人的需求还在持续上涨。最近，“脸书”还在扩招自己的内容审查员。

据外媒Vice报道，“脸书”已将大部分内容审核外包给了15000多家公司，整个内容审核团队人数超过几万人。不久前，阿里巴巴发布了“日薪1000元，AI鉴黄一日体验官”的招募令。

2021年9月1日起，我国《数据安全法》正式施行。严监管下，市场对内容审核的需求进一步扩大，一些内容审查的创业公司陆续涌现。

或许，对点击工种的旺盛需求，还将催生一个互联网新风口。

但别忘了，本质上，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剥削——源头是社交媒体时代不加节制生产的过剩内容。而过剩内容越多，剥削越发加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