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忠报国的含义和道理(精忠报国的含义)

2月19号是一个举国悲痛的日子，这一天我们是正式公布了几个月前，那中印边境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中的伤亡情况。

我方一共牺牲了4个人，重伤一人，重伤的是团长祁发宝，营长陈红军、三名战士福建南平陈祥荣、河南籍的两位肖思远、王卓然壮烈牺牲，我们应该记住他们。

这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话题，以前看到台湾媒体评论说，解放军因为独子化可能容丧失战斗力。他们是想当然的这么认为，现在参军的都是90后乃至00年后，是独子化的，会让解放军很惜命。

加勒万河谷事件的英魂们用事实在宣告：保卫祖国、报效祖国，仍然是中国国人的最高信仰。他们是用生命去践行这一点，我们听到这个事迹之后，我们也是举国悲痛、同仇敌忾。

我是看到了对河南籍两位英雄家属，他们父母的采访，而且他们都是农村的。

王卓然的父亲，他是流着泪说，孩子牺牲的很值得，因为是为人民牺牲，为祖国牺牲。我想他是发自内心的这么来说的。还有一个就是肖思远的母亲，也讲保卫祖国是她儿子的职责，敌人来了，应该不能后退。

保家卫国、报效祖国是中国的最高价值，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之一。我们知道岳母刺字“精忠报国”。

同样，在支援武汉的时候，当时是这个疫情刚刚爆发出来，其实大家也是不知道它多么的危险。我们讲“逆行”，全国去支援武汉。因为他们穿着防护服不好辨认，都会在上面写上一些标记，或者写上他自己的名字。其中有一个很年轻的护士写的“精忠报国”，这是一种信念。

精忠报国报效祖国，是中国传统的一个理念，岳母刺字的典故理念来源，如果我们去追溯历史的话，这个是非常的古老的。古老到什么时候？至少在春秋时期，这种概念是已经非常成型了。

春秋时期，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华夷之辩”。那时候，我们已经在遭遇蛮夷的入侵，当时主要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我们再回顾历史，中国周期性的遭遇蛮夷入侵，是从黄帝时期开始，我们都知道黄帝大战蚩尤，仔细去分析经典中所记载的蚩尤的特征，就会发现蚩尤就是属于这种游牧民族，属于蛮夷之列。那么与之大战的黄帝就是代表华夏一族。

春秋时期是中国遭遇新一波的蛮夷入侵时期，所以出现了这种“华夷之辩”，它的核心是什么？其实它还不是一个疆界的问题，不是一个边境的问题，不是一个主权的问题，它不是一个利益的问题。华夷之辩的核心是文化，是义利之辩。我们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义”，“义理”，我们是“义”，然而蛮夷是没有义理的概念，不讲义它只讲利，就是蛮夷有利而无义，唯利是图。

我们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义理，我们讲义，同时我们不否定“利”，但是在义利之间义是本，利是末，义是体，利是用，所以如果有冲突的话，一定是舍生取义。孟子这句话，舍生取义，这个“生”是最大的利。如果说我们追求利益，那么活着是最大的利益。但是在和“义”有冲突的情况下，我们要舍生取义。孔子也讲“杀身成仁”。

“华夷之辩”的核心，区分华夏和蛮夷，回答为什么要保卫我们华夏？为什么要保卫我们中国的问题。答案是我们保卫的就是这种义理文化，保卫华夏，就是保卫华夏中国，就是保卫义理。

中国的文化、文明就是义理的文化，义理式的这种文明。同时，我们的国家也是个义理式的国家。华夏就是一个国家，我们传统上的“国家”的概念，在早期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像现在我们所定义的，不是一个主权和边界的问题。“中国”的含义，“华夏”的含义就是个义理：“中国”就是义理，“华夏”就是义理。“中国”就是“义”。所以我们说保家卫国，在“中国”意义上保家卫国，保卫我们中国，就是保卫“义”。报效祖国就是报效义理。

实际上，我们说“忠孝”国家，我们为国捐躯，它的最根源就是来自孔孟的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等持着这种精神，在国家利益面前，我们可以牺牲生命。国家利益之于个人生命，国家利益是义，个人生命是利。

我们一定要理解这一点。

所以这个问题是义理的文化，我们义理为核心，所以在必要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牺牲生命的，我们是可以杀身成仁，我们是可以舍生取义的。到国家的层面，尤其是在文明冲突的层面，就是报效祖国。

《大学》说：“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实质是说，中国的的国家属性就是“义”。

为国捐躯是中国人的最高的信仰，而且这个信仰它是渗到我们民间基层的，它并不是说是一种被动的做法。而西方一看到中国这样，会觉得似乎是政府推行的愚民的教育，因为西方是蛮夷，他们是压根没有义理的概念，他们的国家的属性也不是义的，而是利的，是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蛮夷之心度华夏之腹”。

中国文化的基础是在实践，在民间的基层的实践，就是孔子讲的“礼失求诸野”。我们的四书五经讲义理，这些学问家，包括我们的政府，也是以义理为核心的，但是我们的老百姓也讲义理。

哪怕你没有读过书，只要你是中国人，在中国文化熏陶下成长，你一定受到的教育就是你要讲理，要会做人，会做事，要讲理，要凭良心。这个“理”就是义理，这个“良心”就是心性，就是宋明理学所总结的“心即理”，“性即理”。

中国文化它的基石是在民间的实践，我们的学术，我们四书五经是对我们实践的一个总结和反应。我们的根本是在实践，学术是对实践的反应，所以否定学术，包括否定上层的政策，制度的变动，并不能动摇我们中国文化的根基。

“报效祖国”是老百姓的信仰，是我们传统的价值观。它是我们最深层的东西，不会因为一些表层的、利益层面的变化而变化，不会因为辛亥革命之后四书五经的被否定而消失，也不会被计划生育政策所摧毁。

按道理来讲，一家一个儿子，我一定是保命和惜命的，独子化确实会让我们父母娇惯和更加的爱护儿子，但是在国家的利益面前，在民族大义面前，老百姓依然会坚持“舍生取义，杀身成仁”。

我们从对王卓然的父亲的采访中了解到，王卓然他是家里唯一的一个儿子，应该还有一个妹妹，但按照咱们传统标准，他是属于独子的。所以王父对失去儿子也是非常的悲痛，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即便是在悲痛的情况下，他依然说儿子的牺牲是值得的，因为它是为人民而牺牲，为祖国而牺牲。

所以这种报效祖国的理念，是扎根于我们文化的基层的，是基于义理文化的，它是最深层的最基础的最基层的东西，它不会随着我们学术的改变，不会随着学术上否定了四书五经，否定了传统文化，不会随着一些制度层面的改变（比如制度层面我们引入了西化的东西）而改变。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文化依然是义理的文化，经济的崛起，包括我们之前的革命的成功，它并不是说像我们历史教材所说的是推翻了旧的制度，旧的落后的文化，而恰恰是对我们传统的最核心的义理文化的一个继承和发展。

我们革命的实践，政治的实践，经济的实践、经济的崛起，其实是在这种义理文化的支撑下而展开的。在最深层，在每个人内心最深层，在我们社会的最深层，义理依然是我们的精神内核，义理为最高价值，所以我们才可以“杀身成仁，舍身取义”，所以我们才可以报效祖国。就是当下的中国，依然是一个义理的中国。我们报效的是义理，义理在有文明以来，都是我们的精神内核，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东西。